昨天(26日)晚上在梅州曾宪梓体育场进行的中超联赛第六轮最后一场比赛中，深圳队因为最后阶段裁判员的一次误判，原本可以到手的3分变成了1分。这也引发了现场的混乱，气愤不过的深圳队赛后也出现了不应有的举动。当然，社交媒体更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继续“恶搞”中国足球。作为现场目睹全过程的目击者，记者想说的是：这样的误判纯属于业务范畴，尚不至于上升到人品、道德范畴，更无需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展开各种人身攻击，包括无限扩大化。
①误判，仅仅只是误判
事情的经过其实很简单，即第78分钟时，成都蓉城队的9号费利佩那似传似射的一脚在出底线之前究竟是否碰到了深圳队球员？执法的主裁判张雷判定球碰深圳球员后出的底线，而深圳球员随即在第一时间便与主裁判交涉，认为是费利佩直接踢出了底线，角球根本子虚乌有。双方争执不下，张雷坚决不改判，继续让成都队罚角球。但要命的是，成都队利用这次角球机会，队长刘涛将球顶入网内，将场上比分改写为2比2！随即，现场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深圳队场上再一次与裁判展开交涉，而替补席以及未进入比赛名单、滞留在看台上的深圳队后备球员与工作人员也情绪激动……比赛一度中断了近7分钟。
整个过程中，有一个情况是很明确的，即尽管现场有VAR，但球碰没碰到球员而出界？这并不是VAR介入的范畴。按规则，只有当涉及进、红牌、红黄牌罚错对象与点球这四种情况时，VAR才能介入。所以，执法主裁判张雷当时没有借助于VAR这个举动并没有任何问题。而深圳队在第一时间及时与张雷进行沟通，也不存在任何问题，完全不涉及是否服从裁判员的“道德与品行”之争。
面对深圳球员的异议，张雷选择“坚持己见”、认定球是碰到了深圳队球员后才出的底线，依然坚持判罚成都队获得角球机会，当时恐怕更多地还是想着维护自己的所谓“裁判权威”，与道德、品行、思想之类的事宜无关，也与“有无良心”之类的道德问题无关，仅仅只是从业务层面考虑。
但接下来的情况就是：在主裁判没有鸣哨重新开球、成都队角球没有罚出之前，也就是比赛尚未重新开始之前，身为主裁判的张雷是可以选择改判的，但张雷既然没有选择改判、深圳队员与裁判交涉未果后也都接受了对方主罚角球这样一个判罚，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应该是深圳队全力以赴做好角球的防守。可显然，深圳队默认裁判的判罚后，明显心理依然还有情绪，在角球防守时显然没有做好百分之百的准备。偏偏不幸的是，成都队利用这样一个原本不存在的角球机会，追平了比分！于是，一场风波随之而起。
设想一下：假设成都蓉城队没有利用这个原本不存在的角球取得进球、追平比分，或许等这场比赛结束后，除了当“笑料”一样，挤兑一下主裁判“水平太差”、“不是角球居然给了角球”之外，再骂上一两句，也就这样平淡地过去了。可偏偏成都队就是利用这样的机会追平了比分，赶上了那个“寸劲”。作为“受害者”一方，深圳队上下包括N多支持深圳队的球迷有意见、有情绪，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在现场观看全过程的记者，也一度为深圳队“鸣冤”，认为张雷在第一时间即判给成都队角球时，就应该改判由深圳队发球门球。
②没有必要上纲上线
坦率地说，到现在为止，记者依然认为张雷的这次错判属于“业务范畴”，是技术能力与水平问题，与“道德”完全无关。所以，记者坚决反对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将张雷描述成为“黑哨”，并进一步无限扩大化，将整个中国足球裁判群体描绘成“黑哨”群体、对中国足球裁判“污名化”。中国足球这些年来每况愈下，成绩确实不理想，但这绝不是“抹黑”中国足球的理由，更无需借助社交媒介、利用普通大众对中国足球的怨气，煽动对中国足球的所谓“仇恨”。而且，这些年来，“情绪”取代“理性”，加剧了中国足球的乱象，越来越淡化足球业务、远离足球本身。
单就张雷这一次判罚，明显就是纯粹的业务能力与技术能力问题。尽管事后有不少人以先前天津队在2020年与武汉队那场比赛中类似的情况进行比对，当时武汉队外援纳霍尔右路带球、球出底线后，主裁判判罚给武汉队角球，而武汉队恰恰就是通过这个角球反超比分，并最终以2比1取胜。但当时球权存在争议，很重要一点是双方都在拼抢之中，裁判员第一时间做出判断有较大难度。但这一次，费利佩似传似射的传球，当时既无深圳球员上前盯防、而且球在运行线路过程中也不存在改变方向的问题。所以，通过球路、运行的轨迹，可以首先判断是“无人接触”。
于是，问题也就由此而生：作为足球裁判员，如果日常经常足球活动、对球的运行有较强“球路感”的话，很容易是做出判断，这完全属于“业务能力”范畴。但在目前中国足球的这种大环境、大氛围之中，我们日常究竟有多少时间用于这种业务研究、业务探讨？特别是，作为裁判员队伍的管理者，在选拔、晋升裁判员的过程中，业务的比率、裁判员的执法场次究竟占多少？
这就好比如今中国足球运动员、教练员的培养，很多人都在说，中国的球员过了三十岁之后才“开窍”，不少三十多岁的老队员被戏言为“成妖”了，个中缘由很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所参加的比赛积累到了相当数量的场次之后才真正领悟踢球的“真谛”。当教练员也是一样，不经过两三百场比赛的亲自指挥，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官、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妙手”。但是，中国足球的整体心态就是：一两场比赛踢不好、一两场比赛指挥不灵，便全盘否定，根本就不愿意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积累。
裁判员的情况也一样，从最基层的三级裁判到二级裁判、一级裁判，再到国家级、乃至国际级，这个期间，一名裁判一年期间究竟执法了多少场有质量的比赛？可是，现在在“加速裁判员队伍培养与建设”过程之中，我们更多地忽略了执法场次的积累，很多裁判一年就执法不了几场比赛，但“晋升”的速度却异常之快。这本身就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低级别的联赛，因为关注度不高，即便是出现了失误，尚不会引起太多的关注。但是，到了中超层面之后，各方面的关注度完全不同，裁判员自身的业务能力与水平不高，自己心中没底，就很容易引发社会事件。这就是中国足球的现实！所以，作为管理者，恐怕更应该对今年中超联赛重启以来裁判所出现的一系列情况综合来考量与评判。这也是为什么记者反对将出现错判、漏判动辄上升为“道德问题”、“思想问题”的原因，因为这些问题的出现，首先是业务范畴。
③深圳事后反应过激
回到成都队与深圳队的比赛本身。在争议出现的第一时间，深圳队场上球员已经向主裁判张雷提出异议并进行交涉，所以，成都蓉城队在主罚角球之前，比赛其实已经中断了超过2分钟，因为深圳队大部分场上球员都围着主裁判张雷在说着什么。但是，在张雷坚决不改判、依然坚持成都队主罚角球之后，深圳队员回到各自的位置上，等待成都队主罚角球。
某种程度上，这个争议应该说已经结束了，而且深圳球员的选择相当好，真正做到了“服从裁判”的任何判罚。可是，在归位之后，球员的注意力没有马上回到比赛中来，在成都队角球罚出后防守盯人出现失误，被对方攻入追平比分一球。这之后，重新找裁判理论，恐怕就有失偏颇了。从规则的角度来看，在比赛成“死球”状态时，任何判罚都可以改判。但比赛重新开始之后，判罚就不可能再改判。
成都队的角球罚出到最后取得进球，整个过程并无异议。于是，主裁判不可能宣布这个进球无效。进球之后，不管深圳方面如何抗议，都不可能改变比赛的结果。即便是比赛结束后，深圳方面以俱乐部名义向中国足协提出申诉，比赛的结果也不可能改判。当然，针对张雷本人在这场比赛的整体执法情况，裁判管理部门肯定会展开综合评估，甚至不排除对其实施内部处罚的可能，但最终的结果肯定不可能如深圳所愿。
对于深圳队而言，恐怕还是需要从自身去寻找原因。因为单就整场比赛而言，深圳队在这场比赛中表现得并不理想，这一点从赛后的技术统计中就可以看出，当然，技术统计并不决定比赛的结果。至于赛后所出现的不该出现的场面，球队恐怕更应该自我反省。而且，不出意外的话，俱乐部恐怕将会受到罚单。不过，这并不是记者想要说的核心问题。
④考问从业人责任心
还是回到裁判的争议判罚上。其实，今年中超联赛重启之后，出现裁判方面较大争议的并不仅仅只是这场成都蓉城队与深圳队的比赛，先前大连人队对广州城队的比赛中也围绕这U23规则的问题引发了大谈论。时至今日，记者依然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即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的裁判员“责任心”再强一点，多一些“担当”，或许先前所发生的，包括昨晚比赛中所出现的争议，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譬如，在成都蓉城队的费利佩那一脚上，主裁判张雷觉得是碰到深圳队员后出界的，作为第二助理裁判，其实完全可以给出意见。而且，即便是第二助理裁判也未能看见的话，当时深圳队员在角球尚未罚出之前已经上前与张雷展开交涉，假设VAR助理裁判可以通过回放来做出更好的判断，可以悄然通过耳麦给主裁判以意见，或作一个简单的提示。如果得到提示，张雷或许也就改判深圳队的球门球了，随后的争议恐怕也就不复存在了。
当然，这不是VAR助理裁判的职责所在，因为规则很明确，只有前面提到的四种情况时，VAR助理裁判才有责任提醒主裁判，类似像球出界与否、谁碰出界的，完全不在职责范围内。所以，“替罪羊”压根就找不到VAR助理裁判身上。
可问题就在于此：如同先前的“U23球员争议”，作为“四官”，执行的只是足球普遍规则，“U23政策”是中国足协特殊拟定的，不在普遍规则范围之内。所以，“四官”按照换人规则确认后进行换人，做法正确。至于场上是否有U23球员、球队是否执行了U23规则？并不在其职责范围之内。因而，出现问题，也不能将“锅”甩给四官。但是，如果责任心稍微强一些，也就多一句话的事情，即问一句“怎么把U23球员换下来了”作为提醒，或许随后的争议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就好比这两天网上热议的“南京120热线事件”，南京的120热线接线员在接到求助电话后，因为无法获得求救者的有效信息，调度员随即查看了来电定位系统，大致锁定来电者的所在范围、并立即联系警方，进一步确认来电位置，随后，急救人员成功找到患者并进行救治。全网为调度接线员的态度与操作点赞，并称“这才是120该有的模样！”对照前不久郑州所发生的“120延误救治大学生事件”，如果南京的这位接线员也像郑州的接线员那样、只是不停地追问具体的地址，或许将是郑州延误救治事件的再现。但是，因为不同的操作方式，南京的120接线员多了一份“责任心”，让求救者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那么，中超联赛中的每一名裁判员包括其他工作人员，如果能够像南京120接线员那样多一份“责任心”、多一份“职业素养”，或许整个中超联赛就可以变得完全不同，因为类似这种争议恰恰最考验的就是整个中国足球的专业素养。搞好中超联赛，不只是中国足协、中足联筹备组或者球员单方面、某一个人的事情！
本文转载自体坛网
作者：马德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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