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等着摘桃子，没人关心撒种。而职业联赛中假球黑哨腐败混日子等，都是这种急功近利的一个侧面，而已。中国足球也只是社会畸形发展的一个侧面，而已。

刚刚国足在上半场领先一球的情况下，连丢三球，1：3输给澳大利亚，不出意料，不负使命地再次让球迷失望，但能怪场上的球员和教练吗？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国人，我们该学的都学了，比如：足球成绩优异的国家都搞了职业联赛，那我们也搞。足球强国的职业联赛都引进外援，我们也引进，不仅引进外援，我们直接把外援变成中国国籍，加入国家队。所以现在国足里什么色的球员都有，不仔细看还真不知道是中国队。实际上，日本，韩国，沙特等原本和中国同一起点的国家，也是通过发展职业联赛走上足球强国之路。但为何唯独我们的足球不升反降呢？

按理说，市场化激励，职业联赛让足球走上市场，这么多球迷买票，关注，直播等，球迷得到了更多享受，球员拿到了更多收入。由于球员等人收入猛涨，也必然刺激更多人投身足球，更多的人竞争球员，这样球员的素质也水涨船高。

这个逻辑对于经历改革开放的中国人，再熟悉不过。只要放开市场，熙熙攘攘，皆为利往。市场会自发形成竞争力。比如，这二十多年是我国基建及地产狂野生长的时段，有这个巨大的需求，大学就会增设工程专业，在市场实践中，自发会锻炼出一流的工程人才和队伍。事实也是如此，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庞大，技术最过硬的建筑工程人才。如果有一个工程师世界杯，中国稳进前三。

就像这套理论的发现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名言“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算计。”只要每个人都为自己而活，那么各领域都会人才济济，成绩斐然。改开后，各行各业似乎都是这样运行。

只有两个领域例外，一个是最新的高科技：芯片，一个是最难的体育：足球。这两个都有共同特点：极为需要天赋。工程师面包师酿酒师等可以量产，尖端科学家和球员量产不了。

市场化，在芯片和足球面前，似乎失灵了。

不少国内足球俱乐部老板抱怨，自己用买黄花梨木的钱去买了杂木水平的球员，没办法，再不买，连杂木都没了。去买国外球员吧，你出价再高，优秀的球员不会为了那点钱跑到中国来荒废自己的足球生涯。主要还得从国内自己成长的球员来选。

按照市场理论，既然有这么大的经济利益，应该有很多人投身其中才对。事实上，在职业联赛早期90年代时，父母送孩子接受足球训练的人确实暴增，但几年后又恢复原样。因为他们发现这肥肉并不容易吃到，职业球员是万里挑一的人才，如果家庭投资让孩子走足球道路，花了大把钱不说，成功希望渺茫，而且走不通这条路还把学业给耽误了。

因此，中国专业踢球的人非常少。有多少？著名足球人张路曾做过一个统计：在2000年——2014年之间，中国足球人口只有1万人，同时期，越南都有10万，泰国20万，日本50万。

也就是说，我们是1万人对别人的几十万人。焉有不败之理？这几年，别人的人口基数在扩张，日本光是高中联赛都已经市场化对外售票，而且空前爆满。而我们缩小到了5000人。这不是场上那十多个人能解决的问题，根子上就注定了结局。

那为何别人的家庭舍得花钱送孩子去足球培训呢？越南泰国可不比我们有钱。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张路在调查后发现国外并不是一来就送去专业足球培训，而是先普及足球，在校园里愉快的踢球。我们似乎忘记了为何会喜欢足球，足球是一项有趣好玩带劲的游戏，这才是它最初的样子。现在很多中年人都在踢球，难道他是为了挣钱？去功能化的纯粹之美是足球最大的魅力。

张路开始推广快乐足球，试点的每个小学，每周两次，每次45分钟，孩子们小场地分组随便踢。这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摆两块砖头当球门，踢得可疯了，进球后还兴奋的庆祝，踢完后一起买冰棍。难忘足球带给我们的愉悦。

张路说，经过快乐足球的推广，孩子们锻炼了身体，健康了身心，还没耽误学习，学校家长孩子都喜欢。

有天赋的足球苗子会在校园快乐足球中展现出天资，他们会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从而一层层选出职业球员，没能当上职业球员地也没关系，你享受了成长和快乐。在国际足联章程上明确写着：足球运动的宗旨是：团结、教育、文化和人道主义价值。也就是说让自己和他人得到幸福。只是职业足球的火爆，让我们忘记了它天真的脸庞。而这才是走向足球强国的底层逻辑。

这其实也是所有体育，所有人类活动的底层逻辑，先体验到它的美，先做一个让自己和他人得到幸福的人。然后才是竞技，名利。只是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让这一点尤为典型的突显出来。

刚才提到写《国富论》的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以人性中的“自利”为出发点，发现了市场规律。但在写国富论之前，他先以整全的人性为出发点，写了《道德情操论》。

在《道德情操论》中，他提出德性是人要追求的最高境界。

亚当·斯密把德性分成两大类：影响自己幸福的德性和影响他人幸福的德性。这是不是很像国际足联章程里写的，足球运动的宗旨。影响自己幸福的核心品质是明智，就是自己作为人的全面发展和暂放，比如健康、财富、地位、名誉以及快乐，这些都是人们追求的目的。

影响他人幸福的德性中最重要的就是仁慈和正义。仁慈要求我们去帮助他人，这种德性和同情有直接的联系，很自然地从亲近的人向陌生人扩展。

这与柏拉图时代所说的人之为人所需的四种德性：勇敢、节制、正义和智慧，一脉相承。

可见，古今哲人首先思考的是人和社会的整全发展，市场化是实现的手段，而不是相反。市场化的边界只是商品的生产交换。但它无法孕育天赋。甚至无法培育天赋苗子。只有在天选之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能通过市场化，给予其正反馈。这就是为什么足球和芯片光靠市场化无法长成苍天大树的原因，它需要你浇灌整个森林。

亚当·斯密也提到了市场化因其专业分工导致人的异化，比如：我这代人明显比我的父辈退化很多，我们不会补袜子，不会自己做衣服，自己制作家具，这些是我们父辈的日常技能。因为他们那个年代没有市场化，只能自己做。所以斯密说，需要政府提供基础教育，基础建设，让人和城市有整全的发展。这是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同样，足球的普及，就是政府应该做的基础工作，而该政府管的却因急功近利不管，不该政府管的市场行为，又因急功近利去插手。这就让社会和市场都变得畸形而急功近利，大家都等着摘桃子，没人关心撒种。而职业联赛中假球黑哨腐败混日子等，都是这种急功近利的一个侧面，而已。中国足球也只是社会畸形发展的一个侧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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