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1日大年初一，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赛区十二强的比赛中，中国男足1:3输给越南队。当比赛进行到“留给中国男足的时间不多了”的阶段时，著名作家余耕不禁想起八十多年前，以李惠堂、陈镇和、谭江柏等为首的中国男足，在十届远东运动会上九次夺得冠军的“光辉岁月”。

这场输得令人郁闷的国足比赛，给余耕的创作带来灵感，一个月后，他和合作伙伴万弘杰完成了一部电影剧本，之后，余耕又用一年时间，根据电影剧本创作了小说《为国争》。

《为国争》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足球队为原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山河破碎之际，中国足球在亚洲球王李惠堂的带领下战绩斐然，在亚洲所向披靡的故事。除了这些真实人物外，小说虚构了两位男主人公：小北从乞丐到球队主力，足球成为他的坎坷进阶之路；余伯庸从唯利是图到舍身成仁，也有“为国争”之义。书中刺激的赛事+激烈的战事+悲壮的国事，刻画了市井庸人的荆棘成仁之路。在接受采访时，余耕表示自己写这本小说是想让国人了解，中国曾经有这样一群热血男儿，他们在赛场上有尊严，在战场上争自由，在国破家亡之时，保全了国格、人格。

一个月完成电影剧本又花一年时间写完小说

“打过篮球，没进过省队国家队；做过警察，没破过大案要案；开过攀岩俱乐部，没攀岩之前有恐高症，不攀岩后更加恐高；干过银行，进银行工作之前对数字不敏感，进入银行后对数字越发混乱。最喜欢的工作是记者，因为不打卡不坐班，一切拿稿子说话。跳来跳去，诸事无成，年近不惑，迷惘至极。想写份遗嘱，写着写着写成了小说《德行》，这是我的第一部小说，于是，我这样一个拧巴的人在虚构的世界里苟活下来。”

这是余耕的一段“自述”，因迷惘而开始写作的他，却成功地进入了另一个赛道，先后创作长篇小说《金枝玉叶》《做局人》《最后的地平线》等；中篇小说《我是夏始之》获得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长篇小说《如果没有明天》获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根据该小说《如果没有明天》改编的话剧《我是余欢水》在全国各地上演500余场，改编成网剧的《我是余欢水》，成为当年的现象之作。

《为国争》是余耕创作的第一部体育题材作品，是其向自己体育生涯的致敬之作。

李惠堂，1905年生人，中国足球“球王”，推动亚洲足球运动的主要功臣之一，也是中国首位获得国际裁判资格者。当时在沪港两地，曾广泛流传“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的说法。《为国争》的书名即出自李惠堂的“一腔肝胆存人热，半世风尘为国争。”

因为做过体育记者，余耕对李惠堂那代男足历史了解颇深，在十届远东运动会上他们九次夺冠，在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上战胜日本男足夺冠后，中国球员走进球场打出横幅：“坚决抵制伪满洲国参赛！”为了参加1936年的德国柏林奥运会，没有经费的他们一路靠着踢比赛换取路费，在柏林奥运会第一场对阵英格兰的比赛中赢得世人尊重。更让人感动的是，在国难当头时，这些热血男儿挂靴从戎奔赴战场。

比如陈镇和，他是小说《与国争》中主人公小北的良师益友，是陈镇和说服李惠堂，将乞丐小北留在球队，陈镇和教小北如何踢足球，教他做人的道理。

在现实中，陈镇和在参加抗战后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从戎的他曾作诗：“男儿莫惜少年头，快把钢刀试新仇。杀尽倭奴雪旧耻，誓平扶桑方罢休。”抗战期间，陈镇和先后在成都、重庆上空作战，当时的《大公报》曾写下报道：“现在许多南国的球迷们或许要奇怪，怎么陈镇和竟无声无息地从体育界失踪了呢？四五个年头的沉默，把一个球王转化为一个保卫祖国的飞将军。陈镇和还在踢球，他的粗健有力的右足现在用力踏在降升舱板上，他用力把右足蹬出去，为的是不叫那个日本大球跳过至前面，要加速去追击，他要把日本飞进中国球阵地的大球都踢回日本阵地，粉碎在球门里。千百万球迷可不必因为失却了眼福而嗟叹。要为这个年轻的球王在天空用生命击球而喝彩。”

1941年1月28日，陈镇和从新疆哈密驾驶从苏联进口的战斗机，在飞回成都途中，不幸在大西北的猩猩峡遭遇风暴袭击，操纵系统失灵，机毁人亡，年仅35岁。陈镇和生前给国家队队友的信件中，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我生为中华民族豪杰，死亦为中华民族鬼雄。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就是与众球友重返球坛之时。”

还有球队中的主力左后卫“谭铜头”，在淞沪抗战中，他随19路军与日本军队血战上海。“七七事变”后，担任华侨运输大队队长，在滇缅公路上不惧日军的轰炸，运送物资。这位“谭铜头”，就是著名歌手谭咏麟的父亲谭江柏。

余耕介绍说最开始他没想写小说，而是和朋友万弘杰计划写个电影剧本，“我们俩那一个月几乎都在讨论这个事情，一天要开五六个小时的电话会议，各种查找资料。我虽然熟悉那段历史，但还是要详实地了解材料。写作的过程很顺利，一个月就完成了电影剧本。但因为疫情影响，电影剧本只能暂时搁置，我就想把它写成小说，因为小说一旦出版，对版权是有保护的。于是又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小说。”

从剧本改写小说有了参考，但也少了惊喜

与电影剧本相比，小说做了哪些调整和丰富？余耕介绍说，他觉得电影剧本框架很好，所以小说主要的框架没动，“基本上就是四个时间节点，三场主要比赛。”

主要来说，小说丰富了更多细节和故事。比如说守门员江柳生去参加了游击队，在剧本里只是一句话就带过了，而在小说里，这成为重点演绎的一部分，“小说里，江柳生参军抗日，跟日军在正面战场上战斗，小北跟随着他一起上了战场。李惠堂知道小北的性格很倔，参军之前，李惠堂就叮嘱江柳生要好好保护小北，因为他们把小北视作是中国足球的一根命脉，一颗种子，希望他能活下来。最终，为了保护小北，江柳生牺牲了。后来，小北把江柳生等五十五位抗日将士的骨灰送到广安老家。”

余耕表示，这段情节，他虚构演绎的内容很多，因为他查了很多资料，只查到这位守门员参加游击队了，但是查不到具体去了哪里，“甚至也查不出他的老家在哪。我在小说中将他写为四川广安人。”

对于从剧本改写小说与直接原创小说这两种形式，余耕坦言更愿意直接写小说，此次写作《为国争》由电影剧本再写小说的便利之处是，有了剧本做参考，他很清楚故事线的走向，“但另一方面也不会有太多惊喜，你只不过是在把它完成一个小说。写原创小说的时候，还是挺过瘾的。有时候突然冒出一个灵感来，写作会经常有兴奋点。”

虽然小说刚刚出版，但《为国争》的电影版权已经被买走，余耕笑说自己并不打算担任编剧，“改编也是一个二度创作，编剧会有自己的视角，自己的叙事方式，我很尊重编剧，信任他们的改编。如果由我来改编自己的作品，也意味着对这个作品的认知就到这儿了，我真是很期待有好的编剧来给这部作品做一个更好的提升。”

虚构的第三场比赛写得最过瘾

《为国争》可谓虚实相接，有真实的历史和人物，也有虚构的角色和故事，两者之间如何协调统一？余耕说他给这部作品定的基调是：真实的历史背景，真实的辅助人物，虚构小北和余伯庸两个主线人物。“我所做的就是把这两个虚构人物与真实人物有效地糅合，让这两个主线人物串起所有故事的起承转合，以增加故事的连贯性，又不失史实。做到这几点，《为国争》也就兼顾了历史真实性和可读性。”

《为国争》中主要写了三场比赛，第一场是1934年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队以3:2战胜日本队，比赛结束，中国队员在球场打出横幅，表示“抵制伪满洲国参赛”。余耕说：“这场比赛是真实发生的，但是小说中，我虚构了球员食物中毒的事情，这样才能给小北机会，有了他的第一次上场。”

第二场比赛是1936年的德国柏林奥运会，中国队一路踢比赛，历时两个多月，依靠比赛门票分账凑够来回经费，最终抵达柏林与英格兰队进行了比赛。这场比赛，让小北逐渐领悟到了足球带来的荣耀和快乐，尤其是在万众瞩目下的带球奔跑，那种让他头发竖立起来的快感，即使比赛结束半天了，他仍旧沉浸其中。

第三场比赛发生在1942年，日军占领中国香港后，当年的日本足球队队长已经成为日军指挥官，他得知李惠堂滞留在中国香港，便策划了这场足球比赛。这场比赛是余耕虚构出来的，需要精巧构思。因为在那个时期，队员们已经四散，在人员不整的情况下，和日本队比赛，中国队很难取胜。所以对于这种邀战，李惠堂为什么要接受？余耕查阅史料发现，著名的“东江纵队大营救”时，李惠堂正好在香港，“东江纵队大营救”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邹韬奋则题了“保卫祖国为民先锋”八个大字赞誉东江纵队。

于是，余耕就让比赛变成帮助东江纵队大营救的任务，拖延时间，转移日军的注意力，这样，这场比赛的逻辑就通了，李惠堂明知不可为而为，球员们在球场上进行了一场热血战斗，他们为荣誉而争，为家国而战。这场虚构的比赛，也是余耕写得最过瘾酣畅的一场。

根据史实改编的文学作品很多，例如金庸的《鹿鼎记》，“因为写得太成功，好多人都觉得康熙身边真有一个韦小宝。我很早读金庸小说，就很喜欢他这种写法，所以这次《为国争》也算是很深入的一个尝试。我早期写的小说《古鼎》其实也是这样，我写的是司母戊鼎1939年刚出土时候的那一段，但那一段跟史实几乎没有什么，只写了这个事儿，年代能对上，也是完全虚构的一个故事。”

在余耕看来，根据历史来改编文学的空间很大，“一些历史很简单，好像就是用忠奸做了一个明显的分割，忠臣多就朝代兴，奸臣多就朝代衰，但是社会哪有这么简单？显然这种分割过于简单片面，所以现在很多作家都在进行历史小说创作。”

最大的挑战是很难找到当年的技战术资料

写作《为国争》的过程“有如天助”，余耕说在查找史料素材中，经常会有惊喜，比如他们想加入一些爱情戏份时，就在1934年远东运动会参赛名单里发现了女子游泳运动员易梅；需要真实的历史大事件支撑最后一场比赛时，发现东江纵队营救滞留在香港的文化名人的时间点与李惠堂在港时间吻合。“就觉得特别的巧，感觉那些资料好像都是为这个作品准备似的，特别兴奋，很惊喜。”

而问到写作《为国争》的挑战，余耕介绍说最难的是寻找当年技战术的资料，“资料几乎没有，我跟很多老教练、老队员聊过这个事儿，他们也不太了解。研究之后我唯一能确定的是两个事儿，第一，当年没有带钉子的专业足球鞋，第二是没有草坪，所以写余伯庸死去的时候，我一开始还想写他倒在草丛里，血滴滴在草坪上，但是后来我想那个时候也没有草坪。而且那个时候没有加时赛，没有点球。我跟一个裁判也聊过，比如说532阵型这个战术，那个时候是不是这么叫，现在真是不确定，后来只能把这一块模糊地写。比如说写以防守为主，还是以进攻为主，所以技战术这块，我们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获得的史料很少。”

余耕说他还联系了当年足球队的一些后人，但遗憾的是这些人基本从事的职业与足球无关，而且对他们祖辈的故事也知之不多。

遗憾小北这个人物处理得还不够好

《为国争》中，余耕倾注全力塑造了小北和余伯庸两个虚构人物，尤其是小北，他是一个乞丐，没文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家乡是哪里，却靠惊人的速度偶然被球队发现，从此与足球结缘。余耕说：“那个时候能接触到篮球和足球的人，我觉得大部分非富即贵。这些球员大多有留洋的背景，即使没有留洋，也都受过很好的教育。我就想写一个背景不一样的人，就设计了小北这个人物，他从底层成长起来，没受过教育，甚至连字都不认识。他和那些队员完全像是两个世界的人。这样一个人如何去成长，我觉得会很有意思，他们之间的碰撞，也有故事。”

余耕自觉遗憾的是，他认为对小北这个人物处理得还不够好，“我本来想给他赋予的东西更多一些。小北虽然是足球天才，但我原来觉得不需要小北来承担诠释足球这一块儿。我更多的是想反映在那个国破家亡的时代，他代表的底层人物，被社会大潮裹挟下的命运不能自控，我想让他来承担这一块儿。可以说足球拯救了小北，第一次拯救是足球把他从一个乞丐变成了足球运动员，第二次拯救是足球把他变成了一名真正的战士，这部分我做到了，但我觉得他的那种无奈，我表现得还不是太够，这是书里我比较遗憾的地方。”

余伯庸可谓全书中一大亮点，他被“埋”得很深，结尾的反转让人落泪，余耕说自己写到结尾时哭了，“我经常为自己爱哭感到很不好意思，上个礼拜我看一部电影，已经看过七八遍了，可是还哭得稀里哗啦的。”

余耕透露，自己最近在写一部跨年代小说，从晚清写到了抗战胜利，讲述了一个家族四代人的故事，余伯庸和哥哥也在这本书中出现了，解释了他哥哥为什么去抗日，和《为国争》的故事做了一个勾连，“一两年的时间你在写一本书，总是和这个主角对话，每天想他说什么做什么，会产生一种情感联系。所以，我对余伯庸产生了很深的感情。”

不同题材的创作也是不断学习的过程

余耕笑说做了十几年体育记者，对他写作的最大帮助就是手快。令人佩服的是，他不但“高产”，还题材广泛，跨度很大。余耕表示，自己有意一直尝试做些变化，“我不喜欢被贴上一个标签，我觉得贴上标签等于给自己做了一个设定。我喜欢尝试各种风格、主题，之前我写的悬疑题材比较少。最近手头有两个悬疑题材，刚完成的剧本《迷墙》就是悬疑的，我觉得悬疑有点意思，你把线设计好了，反转得漂亮了，观众还是挺爱看的。而且我觉得不同题材的创作也是不断学习的过程，早期写小说《古鼎》，里边涉及到很多古董的造假、鉴定、青铜器的冶炼等等，写作那两年，同时也在学习。”

余耕现在的生活主要是写作、打篮球，“去年我打了一百场篮球”，向记者说起来，余耕颇有些小得意。他的作品一向为影视制作人看好，今年也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余耕透露，《做局人》的电影和电视剧都在筹备中，还有《以爱之名》和《迷墙》，都是他比较喜欢的创作团队和演员，所以他也很期待。

文/本报记者张嘉供图/余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