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华山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员工张昌硕而言，2019年5月29日这天各种不顺。

在这个普通的周三晚上，他照计划要去虹口足球场看申花主场迎战重庆斯威的足协杯1/8决赛。但先是平时总开车接送他往返球场的球友要加班，因此“放了他鸽子”；而后，很少干涉他看球的母亲郑建英也罕见地劝他不要去，因为马上要出差，担心影响他休息。张昌硕没有答应，却也颇费了番口舌说服母亲。

足协杯的开赛时间比联赛迟一些，于当晚20：00开球；90分钟的常规时间里没有决出胜负，因此又踢满了30分钟加时赛。

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一桩接着一桩，终于将他引向了自己命定的无妄之灾。但他当时不可能意识到，他全心全意沉浸在赢球后的兴奋情绪中。

当晚10：48，张昌硕发了一条朋友圈：“终于赢了！！！”；40分钟后，他又在评论区补充了一句：“久违的申花精神，周六继续加油！！”

他没有等到周六的比赛。30分钟后，在地铁三号线上海南站一号出口外等父亲开车来接自己时，张昌硕遭遇正处于精神分裂症发病期的流浪汉王怀亮。后者用一根路上最常见的红白相间的钢管路障，砸向了背对自己的张昌硕后脑。

父亲张宏银赶到时，只见身高1米82的儿子浑身是血站在路边摇摇欲坠。慌乱之下，他直接驾车将张昌硕送到距离最近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六院”）。正是这个举动，让这名父亲后悔至今。

在医院里，张昌硕对郑建英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妈妈，我困了，想睡觉。”四年又八个月过去了，郑建英说，她再也没听到过儿子叫自己一声“妈妈”。

她的儿子醒着，却像没醒一样。

一年送了四次ICU

相当于两三岁小孩意识

龙漕路上的一康康复医院。四年八个月来，张昌硕病情稳定的时候就住这里。但他的肺部经常出现感染，去年一年就送了四次华山医院的ICU。即使在稳定期，他一天24小时也离不开人，因为每小时平均要为他吸走三次痰液。

1月12日下午，新闻晨报·周到记者前往他的病房，这是他33周岁生日后的第一天。事故发生后不久，他就接受了气管切开手术，由于四年多来始终无法恢复自主呼吸，因此一直未进行封闭，也无法开口说话。

他的身体缺乏自主运动的能力，但在感到不适的时候，比如用机器帮他吸痰时，会作出一些条件反射性的动作。

唯独他的眼睛却不似重症患者，亮晶晶地盯着人看。父母因此找到了和他交流的特殊方式，郑建英有些急切地演示给我们看。

看到足球就笑了

在他的病床上，放了一大一小两种颜色的两只足球。妈妈问他：“哪只是曼联的球？”只见他的目光缓缓落在小一点的红色足球上。“你们看，他完全知道的。”她宣布。

前些年担任他主治医生的郑军利这天下午也在医院，虽然现在换了病区，但时不时还会来看看他，他和这家人已经产生了一种情感上不能割舍的连接。

看到郑军利走近自己，张昌硕朝他笑了。但对于医生提出的几个简单问题，后者并没有作出反应。

郑军利医生来看望张昌硕

郑医生介绍，根据格拉斯昏迷量表评分，张昌硕目前已经恢复到11分左右，这说明他的情况正在缓慢地好转。

“最初他的格拉斯评分只有3分，对各种刺激都没反应，现在已经有了微小意识。”

他解释“微小意识”，“就是像两三岁的小孩子一样，你说一句话，他对声音有一个定位的功能，对光感这些也会有意识状态。”

但是郑建英从心底里相信，儿子其实什么都能听懂，只是苦于无法说话。

“你要跟他讲足球、讲申花，他开心死了。你们看他笑了，其实他心里很明白的。”

这对老夫妻中，做母亲的明显更乐观。“他爸爸年纪大了，今年76岁了，心理也脆弱了，所以一开始基本不抱希望的。”郑建英也68岁了，但身体还很健朗。她的态度始终坚定：绝对不放弃，相信奇迹。“哪怕是植物人，还有过了十几年醒转的例子。人类的大脑太神秘了，不可预测的东西太多了。”

监控录像中他挥舞路障

做了好几个击打的动作

四年多来，父亲张宏银一直活在悔恨中。

在比赛那天郑建英劝张昌硕不要去的时候，他最后选择站在了儿子一边。“我说：‘去吧去吧，我开车来地铁站接你。’”

这是第一桩让他后悔的事，但最追悔莫及的，是没有在发现儿子血流满面的时候立刻叫120，而选择自己开车去医院。“如果当时叫了120，医院看到救护车送来的病人，就会第一时间进行特殊处理，而不会让他被当作一般的急诊病人那样对待。”

“当时我们只看到他浑身是血，眉毛这里裂了个很大的口子，脑后也是血，所以第一反应就是去缝针。”郑建英回忆，“到了医院以后要打破伤风针，但打针前要先打皮试，皮试就要等半小时，然后再给他缝针。后来等拍CT，等CT报告出来，又耽误了两个小时。”

出事前最后一条朋友圈

在等待的过程中，张昌硕一点点失去了自己的意识和行动能力。刚被送进医院的时候，他还能走路和说话。

“我说我帮你去请假，他把手表脱给我，手机也给我。我问他：‘昌硕你的医保卡呢？’他就开始摸口袋。”这时候，郑建英知道他意识已经开始糊涂了。“我们又问他：‘你究竟出什么事了？’他说：‘我什么事都没有。’脑子已经不清楚了。”

她一直记得儿子跟自己说的最后一句话：“妈妈，我困了，我要睡觉。”她后来和很多人回忆过这句话，这句很可能是无意识说出的话里有一种不容回避的、一语成谶的不祥征兆。

这些年，她经常对病床上的张昌硕念叨：“你从一个过去那么帅的帅哥，变成了现在的睡哥了。”

“这一睡，就睡了四年半。”她叹了口气，“醒了也像没醒一样。”

张宏银记得，儿子在医院里实在坚持不住倒下的时候，是早上5点左右。差不多的时间，作案人王怀亮也被警方紧急逮捕了。“一开始没报警，是六院的医护跟我们说，这个要报警的，我们才报的警。”

5月31日，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正式签发立案告知书，通知张宏银：对于张昌硕被伤害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已决定立案。

因为已经抓到了犯罪嫌疑人，因此该案属于“以人立案”。

后来，张宏银去徐汇分局看事发时的视频。“公安局给我看了几段视频，一段是昌硕在三号线末班车上的画面。他站在车厢中看手机，行凶者在他的身后。另外一组镜头是昌硕从三号线一号口出来乘电梯上到地面的镜头，这个过程没有看到凶手身影，而我儿子也一直低着头在看手机。”

行凶的过程则被位于案发现场东面40-50米处某单位的监控拍到了，张宏银在视频里看到，作案人当时挥舞着路障，做了好几个击打的动作。红白相间的路障在视频里辨认不清红色部分，但可以清楚看到白色的光影。

警方借助监控紧急锁定并逮捕了嫌疑人王怀亮，后来通过检验对方身上的血迹，确定为张昌硕的血迹，进一步证实了王怀亮就是作案人。

12小时接受两次脑部手术

ICU里躺了21天

张昌硕完成第一次脑部手术时，是第二天早上8：30左右。由于神经外科ICU病房当时已满员，他被送进了神经内科ICU。

下午3点，医生在查房时发现他头部缠绕的纱布上有血在外渗。于是，六院的神经外科主任医师陈世文又紧急为他实施了第二次手术。根据这次手术前的拍片结果显示，张昌硕的脑神经遭到了严重损坏。

医护们在为张昌硕实施手术中

术后，张昌硕高烧不退，始终维持39度的体温，他在市六医院的ICU监护病房共住了21天。由于肺部严重感染阻碍呼吸，最终决定进行气切。气切手术之后，张宏银被告知：可能终生无法封闭。

院方向两人建议，张昌硕本来就是华山医院的员工，还是去华山保险，因为那里的感染科是全国最好的。

6月21日下午，救护车的警报拉响，一路载着他飞驰前往华山医院。郑建英在车里陪护，她看到儿子当时“睁开双眼，用眼泪回应我们的呼唤。”

住进华山医院，治疗了10天左右，高烧退了，情况也稳定了。离开华山后，就来到了现在的医院。

华山医院李先涛主治医师前往康复医院看望张昌硕

但他脑部的伤一直没有太大起色，张昌硕在华山医院的同事，就推荐他们去第十人民医院看看，那里有个负责脑外科的大夫是从华山医院出来的，在业界很有名。

于是2019年7月，张昌硕又住进了十院。但医生看了他脑部的片子，也感到束手无策。所以等到脑后的创口护理好以后，他又回到了这里。

在十院住院期间，当时的申花副总朱骏炜率领团队去看望他，并带去了球队的七万元捐款。他告诉郑建英：“等昌硕醒了，他喜欢哪个球员，就让他来看昌硕，陪他聊天。”

“这句话我一直记到今天，”郑建英看向床上的儿子，“昌硕你要快点好起来。”

律师劝他们放弃追责

“找他也没有用场的”

2019年7月上旬，张昌硕父母总共收到两份徐汇分局开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

7月5日这天的这份通知书，是对张昌硕的伤势情况进行的鉴定。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张昌硕遭受外力作用致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伴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脑挫(裂)伤颅内出血，伴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颅内出血，伴脑受压症状和体征，均构成重伤。”

而7月11日的鉴定意见通知书上则写道：

“在对犯罪嫌疑人王怀亮进行了‘精神状态、刑事责任能力以及受审能力的司法精神病’鉴定后，得到的鉴定意见是1、被鉴定人王怀亮患有精神分裂症，涉案阶段及目前处于发病期；2、被鉴定人王怀亮在本案中无刑事责任能力；3、被鉴定人王怀亮目前无受审能力；4、加强看护及医疗。”

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得知了王怀亮可能是精神病的消息。在被捕后的审讯中，他告诉警方：“我不知道我当时在干什么……”

“……肯定恨呀，怎么能不恨呢？他把我儿子的一生毁了，我们整个家都团灭了。”提起王怀亮的名字，郑建英说自己“恨不得咬他一口，但他是病人，你恨也没用。”

2019年中秋前夕，张宏银接到浦北路上徐汇区人民检察院的通知，请他过去了解情况。那天，检察院一名王姓检察官在办公室接待了他，同时在场的，还有时任的徐汇分局信访办宋主任。

“徐汇分局的宋主任给了我20万元慰问金，”他说，“其实事情过去很久了，很多时间节点都记不清了。但我为什么会记得这次会面的时间，因为检察院的同志当天还送了我两盒包装精美的月饼。”

后来，检察院和民政局也对这个家庭进行过一次性总共10万元的补助。

王检察官和助手前后来过一到两次康复医院，郑建英向记者回忆起当时的一个细节，“王检察官是一名女性，在看到病床上的昌硕时，她忍不住掉了眼泪。”

开庭前，检察院为这个家庭指派了一名陈姓公益律师。

张宏银回忆，律师当时劝他放弃后续追责：“老爷叔，你找他没用场的，找了又哪能呢？他是流浪汉，上无片瓦，下无寸土。”

到了开庭那天，张宏银在现场发现，律师并没有到场。当庭作出判决：王怀亮被送往医疗机构进行强制医疗。

61岁的流浪汉父母双亡

“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监护人”

如果当时张宏银继续追责，继而上诉民事法庭，结果又会怎么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特殊人员的刑事责任能力】，“……经鉴定确认精神病人是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不负刑事责任。虽然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新闻晨报·周到记者请上海御法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创始合伙人王晓旭律师对此作了解读。王律师表示，王怀亮作为发病期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虽然在此前开庭时被免于承担刑事责任，但他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也就是对受害人张昌硕进行赔偿。

但考虑到王怀亮是个几乎身无分文的流浪汉，因此“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王律师称，这一案件的关键点就在于找到王怀亮的监护人。

“如果监护人无力赔偿，可以在法院判决后，申请强制执行，可以执行相应的动产、不动产、有价证券等财产，或是待以后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进行执行。”

根据张宏银夫妇从警方得到的信息，他们只知道王怀亮当时61岁，之前在新疆以摘棉花为生度过了10年。上海只是他的中转站，他当时计划从上海去别的地方。他的老家在吉林农村，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姐姐，但从始至终没有人告知他们谁是王怀亮的监护人。

记者随后也联系到了当时接手此案的陈律师，他在电话中回忆：

“根据当时的证据，没有显示他的姐姐就是他的监护人。至于他到底有没有监护人，就不清楚了。”

“查出他到底有没有监护人，监护人是谁，难道很难吗？”张宏银暗自嘀咕。但是郑建英让他不要去怪别人，“在现行制度下，这些相关部门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了。社会上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不然昌硕活不到今天。”

“如果认真追究起责任来，可以问责的地方其实很多。”郑建英承认，他们两人其实心里很清楚，但实在苦于没有余力进行追责。

“一是他老家到底有没有监护人？监护人有没有起到责任？如果没有监护人或者监护人没有能力尽责，那当地的政府是有责任的，他们应该把他控制起来却没有做到；还有上海南站，他砸张昌硕那根铁栏杆，可能是从本来插的地方抽出来的，也可能是地上随便捡的。监控里没看到，但无论哪种情况，南站都难辞其咎。现在他们改成U型杆了，说明他们意识到自己是有问题的……”

但他们也只能想想而已，对于这对老夫妻而言，单是照顾儿子已经让他们不堪重负了。

这种负担一半来自于体力不支：张昌硕24小时离不开人照护，他们和护工轮流值班，父母值白班，护工值夜班。1米82的大个子，完全失去自主行动能力。每天仅帮助他翻身这一项，就已让他们精疲力尽。

而更大的负担，还来自于经济上的窘困。

每年医疗自费支出部分超30万元

“没法再借了，拿什么还人家？”

让郑建英始终想不通的是，

“他是精神病就可以免责，甚至享受国家无偿的医疗服务。他现在接收强制医疗，就是由国家来托底。而我儿子无缘无故被人打伤，为什么却要由我们家庭来承受高昂的医疗费用？我们有时候也希望，能给我们昌硕也来个强制医疗。”

在扣除医保的情况下，他们每年自费部分的支出仍然超30万。“不算突发情况的话，每个月自费的医疗费用是1.5万到2万元。还要请护工，一天200元。但有时候毛病严重了要送华山医院ICU，要治疗、要用药，在那里住上10天左右就相当于这里住1个月的费用。”

在华山医院住了13.5天的费用如上

刚出事那阵，各方捐助了60多万元，仅仅数月就花完了。他们也向亲戚朋友借过几十万，但随着儿子一天天在医院里住下去，不断有新的费用产生，日子越来越难以维系。

张宏银说，“我们现在每个月就想，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一眨眼又要交医药费了。”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开不出口去借了，不可能再去开口了。而且我们这把岁数了，自己掂量掂量，拿什么还人家？”

“人家不跟你开口要你还，但其实你自己心里很清楚的。”郑建英有很多小姐妹借钱给她，且根本不要她还。“其中有个小姐妹，后来自己病得很严重。我去还钱，她堵着我不让我还，说等你儿子好了，我心里很难受。”

“你们今天来采访，问起来我们说说。平时人家不问，我们不说的。”张宏银觉得老是跟别人叹苦经没意思，

“做啥呢？想要人家资助我们啊？身边的人都已经尽到他们的责任了，现在只好自己牙齿咬牢。”

夫妻两人的退休工资加起来每月勉强一万出头，此外街道扶贫办和总工会互助基金再加上低保，每个月能有个几千元补助。虽说是杯水车薪，但有总比没有好。

先后五次诉诸信访

最后一切回到了原点

对于徐汇分局而言，能在事后拿出20万元慰问金已经是顶格了。当时在王检察官的办公室里，徐汇分局信访办宋主任还向张宏银带来了分局领导的建议：可以试着去找一下市公安局局长，或许能争取到更多的帮助。

他至今记得清清楚楚，自己当时问他们：“市公安局局长谁啊？我不认识呀。”检察官就把名字写给了他。

这个当时已70岁出头的老人，先后去了两次市公安局的信访办。“第一次还跑错地方，跑到上海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人家说找错了，让我去福州路。”

市公安局信访办接待了他，并接收了他递交的材料，但是一直没有回音。一个多月后，他又去了一次，希望又落空了。后来，他开始写信，一共写了三封信。

直到半年后，信访办终于回了一封信告知他，他所提供的材料已经被转到了街道。”他哭笑不得，因为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郑建英不是没想过，如果当时聘请一个有实力的、肯负责的律师，然后继续走法律途径，也许可以给事情带来转机。他们找过一个，对方开价5万元。

“我们是真的拿不出这个钱了。”郑建英说，“包括其实还可以给昌硕补脑壳——他脑袋现在其实缺了一块——也是没钱。我想的就是，现在就这点钱，就抓关键的，只要他好好地活着就行。”

后脑疤痕触目惊心

张昌硕的情况反反复复，因为肺部的感染总是好一阵坏一阵。去年一年就送了4次ICU，而且又碰到了外面新冠传播最严重的时期，他的情况一度非常凶险。

至于这些年里张昌硕一共进了几次ICU？张宏银和郑建英都快记不清了。最严重的一次是19年12月底，他当时因为肺部严重感染而咳血。

“孩子送去华山医院前，这里的医生让我们作好准备，这次去可能回不来了。但每一次，去了华山医院都能救回来。”郑建英用九死一生来形容儿子几番出入ICU的过程，“一点都不夸张吧？”

虽然在ICU里进进出出，但张昌硕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求生本能。也只能用本能来形容了，他自己是没有意识的。“医生都说，换成其他人，很可能撑不到今天。所以，他活着本身已经是奇迹了。”

儿子出事后，郑建英用他的手机继续发朋友圈，前阵子又开通了抖音。她的用意，是为他保留一段记忆，等他将来有一天彻底醒来的时候看。

她在朋友圈里记录：住院56天左右，张昌硕的眼睛睁开了，并对光有了反应……

2020年4月7日这天，也就是受伤11个月左右的时候，他的同学们组团来探望。郑建英注意到，

“他此前呆滞的双眼开始散发光芒，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我跟爸爸说：‘张昌硕会笑了。’他爸爸说：‘你别瞎说。’后来华山医院的教授过来看了，也说他是笑了。当时其实就是有点醒了，他的意识在一点点回来。”

张昌硕受伤以来，母亲第一次看到他的笑容

“他自己这么坚强，我们就更不想放弃他了。”郑建英说，他们没有选择，只能竭尽全力。

张昌硕的不幸与幸运

张宏银和郑建英属于中年得子，张昌硕出生的时候，张宏银已经43岁上了。

在他们印象里，儿子从小听话，读书更是不用大人操心。张宏银自豪地介绍，儿子有两张本科文凭。从上师大计算机系毕业后，已经工作的他仍继续进修，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又读了英语。

作为华山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一名员工，他日常负责解决大家遇到的所有电脑问题和故障。需要接待外国人的时候，总是由他来做翻译。

很要求上进的张昌硕

郑建英回忆，考计算机中级职称那年的春节假期，别人都在休息，他却在上海图书馆埋头“啃”计算机书，而自己也一直在图书馆里默默陪伴儿子。

张宏银透露，张昌硕如果不出事，原本打算于2019年的下半年考研究生。“现在好了，一下子砸下去么，一切画上句号了。”

出事前，29岁的张昌硕有一个交往不久的女友。事故发生后，女孩的母亲来医院探望，对着郑建英叹气。“她跟我说，要是当时两个人关系再深一点，也许就可以让他免于这事了。”

谁知道呢，也许热恋中的张昌硕会选择和女友约会而不去看那场比赛。直到现在，女孩的母亲每月还会给他们送来一些慰问金。“这家人确实也是好人家，”郑建英感觉自己无以为报，

“张昌硕遇到这样的事，是他的不幸。但是得到了社会上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也是他的幸运。”

“昌硕出事以后几个月，申花球迷里面有个老先生去世了。本来大家募集了钱款想捐给这个老爷叔，但他的家属都拿出来给了昌硕。”张宏银说，“这些事情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人要知足啊。”

去年，申花足协杯夺冠后球迷们来看他。“今年的决赛我们代你看了，”他们说，“明年你自己来看。”

大家七嘴八舌争相告诉他这一年里关于球队点点滴滴的信息：绿地走了久事来了；申花从虹口搬到了八万人；曾经很关心他伤势的队长莫雷诺也离开了……

还保留着绿地时期的球衣

他们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在每个人身上转来转去。郑建英描述着当时场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生机和活力之下，他的目光中还饱含一种殷切。因为此刻，他就是用同样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听着“申花”两个字一次次出现在对话中。

儿子出事以来，张宏银和郑建英开始关心申花队，也包括中国队的一举一动，为了可以转头跟他讲述。“明天晚上（注：采访为1月12日进行），中国队和塔吉克斯坦踢亚洲杯了，”张宏银对他说，“中国队加油。”

后记

那天下午郑医生探视完离开后，郑建英对儿子说：“今天是阿拉33岁第一天，但是医生说你现在3岁。张昌硕加油，阿拉要好好的。”

她又开始了新一轮让自己百试不爽的小游戏。“记者在哪里？”他的眼光落在我们身上；“爸爸呢？”他看了看张宏银；“妈妈呢？”他的视线又转向了郑建英。

“看到吗？”郑建英说，“我们是有意识的。”她随即轻轻嗔怪儿子，“前面郑医生问你问题，你怎么没反应呢？”张昌硕目不转睛盯着她看，随即咧开了嘴，笑得很开心。

走出病房，张宏银送我们到电梯。相比较自己年轻近8岁的郑建英，他的态度一直显得略为悲观。这个老人如今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能体会到岁月加在自己身上的重量。

他的身体已经动过4次手术，去年6月，他又接受了一次胆结石手术。而因为胆脂瘤的缘故，他半边脸看上去就像是中过风。

临别时，张宏银向我们承认，他现在最担心的事就是自己走在张昌硕前面，“不敢想，半点都不敢想。”